数字世界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一切,使其变得更加抽象和难以捉摸。
如今,如果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连续扇自己耳光,不必惊慌,这很可能并非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而是一种“起号”(吸引流量、建立个人品牌)的策略。
一个抖音主播连续三天通过扇自己耳光,三天内涨粉1.5万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时代象征,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一现象吸引着众多普通用户纷纷效仿,截至目前,“#扇巴掌”这一话题已有超过2.6万人参与,获得了4.6亿次的观看量。
互联网社交平台充斥着层出不穷的热点话题,而各类意见领袖(KOL)的成功故事,让许多普通人相信,这些成功路径是可以复制和模仿的。这构成了我们时代最普遍传播的“都市传说”。
在流量至上的互联网世界中争夺关注,如同购买一张刮刮乐彩票,你无法预知算法将如何分配你的曝光机会。而“自扇耳光”这种行为,则像是货架上最便宜的那张彩票,以极低的门槛吸引着人们的尝试。
对于参与者而言,他们扇的不仅是自己的脸,更是试图赢得关注;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希望在信息爆炸的网络世界中,为自己争取一个被看见、被注意的有利位置。

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迅速引发热度,在于现实世界留给普通人的机会本就有限。需要精湛技艺的直播表演、需要大胆出位的擦边球内容、或是需要深厚积累的段子创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天赋。
相比之下,扇耳光这种行为几乎没有门槛,只需要付出一些体力,就能参与其中,成为最低成本、最易获得的“摸奖”机会。
自社交媒体普及以来,“起号”的策略早已历经多次演变。从早期通过发布违规内容吸引眼球,到如今的自我伤害式博取关注,起号的思路已经从“内容为王”演变为一种对流量之神的“邪门”献祭。
这种对流量的极度渴望,甚至催生了“如何起号”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营销手段和盈利模式。
因此,“扇耳光”绝非数字时代偶然出现的孤立现象。如果我们观察更广泛的同质化起号内容,会发现它们普遍遵循着一种共同的逻辑。
诸如“听劝改造”(接受网友建议改变外形或行为)、“电子宠物”(通过打赏让主播执行特定指令)、以及“都市流浪”(例如“北京拆二代被父母赶出家门自强求生”等叙事),都是当前互联网上常见的题材。它们都被认为是受到“起号攻略”影响而产生的,其共同点在于门槛极低,只要敢于尝试,就能迅速进入这个领域。
在这个信息分裂、价值多元的时代,“起号”似乎已成为许多人共通的行动指南。
就像过去人们坚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一样,“抽耳光起号”背后,是对“流量=更好生活”这一可能性的一种信仰。追逐流量,正在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更像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
还记得法国博主拉斐尔·格拉文(Raphael P.) 吗?
就在上个月,这位主播在连续直播298小时29分58秒的羞辱性挑战中不幸离世。据新闻报道,他曾声称自己是被同伴胁迫,不得不持续参加自虐直播。
然而,在2025年初的法国司法调查中,拉斐尔又改口称自己并非受害者,他参与这场被羞辱的直播,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赚取收入。
无论他真实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一事件与当前互联网上疯狂“起号”的行为,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献祭”意味的流量世界景观。
有人认为算法是最公平的机制,但这或许是对算法的贬低。因为在当今人类社会中,算法更像是一种具有神性的存在。
回想我们小时候读的神话故事,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受:神的情绪总是难以预测。例如,宙斯和波塞冬有时会欣喜若狂,转瞬间又会降下雷电,掀起巨浪,摧毁船只。中国古代传说也类似,神明不悦时,不会直接告知,而是降下灾祸,让凡人去猜测。祭品是否恰当,也需要先民们自己去尝试,一旦献祭错误,灾祸便会接踵而至。
宙斯认为这违背了自然秩序,担心人类不再敬畏神明,于是用雷电将他劈杀。
人类先民对神的想象,在算法之神身上似乎都得到了体现。
算法之神“饥渴”,我们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就是对它的“祭品”;它“不可知”,我们的“起号”行为,就是试图揣摩它的意图。
它“喜怒无常”,今天的流量法则让你意外爆红,明天可能就会因为内容相似而被冷落;它“善变”,过去喜爱图文推广,转眼又偏爱短视频,不久后又可能转向直播。
然而,与古代神明相比,算法之神更具现实性。
古代的祭祀往往是象征性的祈求,而算法之神的“馈赠”却能在现实中即时兑现。当我们看到有人凭借一篇爆红的帖子,就过上了梦想中的理想生活,将自己视为“祭品”以期待算法之神的眷顾,便成为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
每一种新崛起的“宗教”,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不仅仅局限于表象。
看到越来越多的KOL通过更新社交媒体内容,获得了远超传统“朝九晚五”工作数倍的收入,并且享有灵活自由的生活方式,难免会加剧对现实生活的幻灭感,以及对传统工作的虚无感。
西方的一些观察者早已洞察到这种情绪。今年年初,《金融时报》报道称,Z世代对初级和中层工作兴趣索然,近7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工作“高压低回报”。与此同时,一种名为“怨恨主义”(Resenteeism)的情绪正在蔓延,即对职场的一切都感到厌烦。
这种“怨恨”情绪,并非仅仅源于代际隔阂,更多的是KOL职业对生活方式和“好工作”概念的重新定义所带来的冲击。
尽管一些保守的学者认为,沉迷于“起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群体试图用最少的劳动换取最大的收益,但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这都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市场研究机构Whop在2024年针对全美alpha世代(2013年出生)进行的一项理想工作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将“社交平台创作者”视为长大后的理想职业。
当“起号”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职业想象路径,随之而来的是传统职场环境的萎缩。
在当今语境下,如果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熟人,不少人会下意识地认为他们是“走投无路”了,或者可能刚毕业,才会有如此充裕的时间投入其中。
在美国,尽管“起号”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但其背后也暴露了严峻的就业形势。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公布的数据,2025年8月,全国失业率为4.3%,青少年失业率为13.9%,应届毕业生失业率为5.8%。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将这一状况形容为“噩梦”。
专注于校园招聘的Handshake公司发现,近两年来,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大学毕业生对科技等传统大公司的兴趣下降,而对政府职位的兴趣却显著提高。
甚至高中生也受到影响,FBI和NASA等不再是昔日的“硅谷科技公司”,而是他们最渴望工作的地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政府机构被年轻人视为规避经济衰退带来的职场不确定性的避风港,但随着马斯克(Elon Musk)等人通过加密货币DOGE对政府进行“改造”所引发的震荡,人们曾经期望的稳定感也变得摇摇欲坠。
“有时候,理解年轻一代人并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对成功的愿景也远没有老一代人想象中的那么不切实际。他们的目标或许不是成为百万富翁,仅仅是赚取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青年文化研究者、作家瑞秋·詹法扎(Rachel Janfaza)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起号”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存策略,它承载着人们对旧有职业想象的逃离,以及对新型生活方式的投射。但它绝不会是这场变革的终点。
无论是通过“扇耳光”还是其他方式,身处流量世界中的我们,总是期盼着它的眷顾。然而,当潮水退去,除了被扇红的脸,我们究竟能获得什么、剩下什么,终究无人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