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设置，往往能精准捕捉到时代发展的关键脉络。今年的经济学奖，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就在今年，数学界著名学者陶哲轩也曾在线呼吁关注科研经费，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恰恰用一项殊荣，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它颁给了“强调科技创新如何强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
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黛安·科伊尔所言，她对社会重新认识到基础研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感到欣慰。她认为，这项奖项提醒我们，唯有持续投入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促进创新和实现长期经济繁荣。
三位创新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学者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学者，他们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技术与科学创新如何与市场竞争相互作用，进而驱动经济增长。
其中，一半的奖项归属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突破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以及这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如何驱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另一半奖项则由法兰西学院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以及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豪伊特共同获得。他们的获奖成果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两人合作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以解释企业如何通过研发投入来改进生产工艺、推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并最终取代市场上的现有巨头。
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三位学者的学术背景和主要贡献。
首先来看今年获奖者中资历最深的乔尔·莫基尔。
莫基尔教授现年79岁，出生于1946年，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他长期致力于研究科技进步、制度变迁以及思想文化如何协同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他曾担任《经济史学刊》的主编，并在美国经济学会、计量史学会等多个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莫基尔教授的观点独特，他认为工业革命并非简单的历史偶然，而是知识体系、科学精神与社会文化长期演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被誉为“将思想史纳入增长理论的第一人”。诺贝尔委员会也评价他的研究是“解释人类持续增长起点的关键桥梁”。
在学术履历上，莫基尔教授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并于1974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知名学府担任客座教授，学术视野极为开阔。
再来看看另外两位重量级学者——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他们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在创新经济学领域，他们的地位仅次于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
菲利普·阿吉翁于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在巴黎第一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巴罗。
毕业后，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随后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副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回到哈佛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目前，他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兼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教职。
作为当代创新经济学的重要推动者，阿吉翁教授曾多次为欧盟、法国财政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经济与创新战略咨询。他还曾担任法国马克龙政府的顾问，并因其贡献荣获法国荣誉勋章。
阿吉翁教授的长期合作伙伴——彼得·豪伊特，是布朗大学的荣誉教授，同时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豪伊特教授于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他在麦吉尔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西安大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曾执教于卡尔顿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自1996年起，他在布朗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除了在创新与增长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豪伊特教授早期还专注于货币经济学，他对“菲利普斯曲线”以及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进行了修正性分析，为理解通货膨胀、就业与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读懂诺奖经济学成果：从停滞到持续增长的机制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偶尔会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或技术突破，但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生活水平的差距并不显著，全球GDP的增长也甚为缓慢。
直到18世纪，以英国为起点，工业革命的爆发才首次打破了这种增长的停滞。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从此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自那时起，除了少数特殊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其他金融危机），经济的持续增长而非停滞，便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新常态。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许多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能保持在约2%的水平。
虽然2%的年增长率听起来不高，但随着复利效应的持续叠加，这意味着在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所有人的收入都可能实现翻倍。
为了解释这台“经济引擎”的运作原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划时代的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的本质并非静态平衡，而是一个持续被创新者颠覆和重塑的过程。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和新的组织形式，而这一切都源于创新精神。
在他看来，创新不断摧毁旧的产业、技术和企业，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增长动力。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旧的秩序被淘汰，新的生产体系得以建立。简而言之，经济繁荣的真正源泉并非外部刺激或政策干预，而是企业家在利润驱动下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因此，熊彼特被誉为创新经济学的鼻祖，学者们也将他提出的创新模式称为“熊彼特式创新”，这一概念深刻影响了主流经济学界。
今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站在熊彼特思想的肩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专长，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经典命题。
乔尔·莫基尔通过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机制，他认为“有用知识”的积累是催生创新的关键，进而驱动经济增长。
莫基尔将“有用知识”分为两类：
- 命题性知识：即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理解，能够解释事物为何能按特定方式运作。
- 规范性知识：即关于如何操作、工艺图纸或配方等，指导事物应当如何运作。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更多依赖经验式“知道怎么做”，但缺乏对“为什么能行”的深入理解，这导致了许多在原理上就注定无法成功的探索，如炼金术和永动机的尝试。到了16至17世纪的启蒙时代，科学革命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点。研究者们开始重视测量、实验和可重复验证的重要性，使得命题性知识（理解原理）和规范性知识（指导实践）之间建立了良性循环。例如，蒸汽机的改进离不开当时对大气压和真空的理解；钢铁冶炼技术的突破，也受益于人们掌握了氧气在降低铁碳含量中的作用。正是这种有用知识的不断积累，不断改进旧发明，拓展新应用，才使人类经济最终走上了持续增长的轨道。
如果说莫基尔教授是通过历史的视角，识别出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则运用数学模型，精细地刻画了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繁荣的具体机制。
受现代经济数据的启发，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直观地展示了技术进步如何引发持续的经济增长。
表面上看，英国、瑞典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长期保持相对平稳，但在这平稳的曲线之下，却隐藏着剧烈的结构性变革。以美国为例，每年都有超过10%的企业倒闭，同时也有相似比例的新企业诞生。即使在其他国家，这种“新旧更替”的模式也大体相似。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敏锐地捕捉到，正是这种企业和岗位不断被淘汰与取代的过程，构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
当一家企业凭借更优质的产品或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时，它会暂时获得领先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无数潜伏在竞争赛道上的初创公司也在积极蓄势待发。为了打破现有巨头的垄断，这些初创公司不断投入资源，加速技术创新。一旦更优秀的产品或更先进的技术问世，原有的市场领导者便可能被取代，而这些“屠龙少年”也将成长为新的市场巨头，新一轮的“创造性破坏”也由此展开。
这种“追逐与被追逐”、“颠覆与被颠覆”的循环不断重演，不断推动着整个行业乃至经济向前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AI）的崛起，正成为又一场席卷全球的“创造性破坏”浪潮，也使得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显得尤为深刻和具有前瞻性。
然而，创新并非是普惠的狂欢——它在成就新赢家的同时，也必然会将一部分人推向被时代边缘化的境地。
除了企业被颠覆、产业结构被重组，AI等新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导致部分工作岗位的消失，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面对如此深刻的变革，仅仅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来有效规避潜在的市场失灵。
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其官方新闻稿中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这样我们才不会再次陷入停滞。”
一位“贵族式”的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的特别人生
当然，在解读科学成果的同时，了解获奖者本身的经历也同样引人入胜。在三位获奖经济学家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最具备“贵族”气质的当属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
阿吉翁教授出身于一个条件优渥且极其崇尚艺术的家庭。他的父亲雷蒙·阿吉翁（Raymond Aghion）是一位著名的画廊老板，活跃于巴黎的先锋艺术圈。雷蒙的父亲，也就是阿吉翁的爷爷，更是埃及一位颇负盛名的犹太银行家。然而，雷蒙并未选择继承家族的金融帝国，而是投身艺术事业，并立志通过艺术来改善当时埃及高企的文盲率。
然而，他的艺术抱负很快引起了埃及王室的不满。在上世纪40年代末，雷蒙携家人被迫离开埃及，前往阿吉翁外婆的老家意大利避难。
而阿吉翁的母亲，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同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创立了如今享誉全球的法国时尚品牌——Chloé。
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时尚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级定制领域，标准化生产的成衣尚未普及。正是阿吉翁的母亲，凭借其创新精神，将时尚从高雅的贵族沙龙带入了更广阔的大众市场，开创了 prêt-à-porter（成衣）的时代。
在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阿吉翁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数度哽咽，他表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创新者。”
除了父母之外，阿吉翁教授的童年时光几乎被艺术家们所环绕，他家的客厅堪称一个小型时尚沙龙。据他回忆，许多后来享誉世界的艺术和时尚界人物都曾是他家的常客，比如已故的香奈儿前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
“他（卡尔·拉格斐）曾经帮我做德语作业。”阿吉翁教授回忆道。
在这样充满艺术气息和创新氛围的环境中长大，阿吉翁逐渐形成了不被传统束缚的思维方式，这或许正是他后来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够发展出对创新进行动态、深刻认识的重要原因。
“AI税”争议与对未来的思考
除了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阿吉翁教授在人工智能（AI）和具身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也经常发表他的观点。其中，他关于“机器人税”的强烈批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阿吉翁教授认为，鉴于当前经济普遍低迷以及“婴儿潮”与“退休潮”的双重压力，对机器人征税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他指出，阻碍机器人进入市场并不能真正保护人们的工作岗位，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事实上，他认为那些积极实施自动化的企业，反而往往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关键在于规模经济，”他解释道。“当企业通过自动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时，市场需求会随之扩大，企业的规模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如果企业因为提高生产效率而承担额外的税负，这将阻碍市场的正常扩张，并在长期内可能导致更多人失去工作。
尽管如此，阿吉翁教授并不建议学生过早地沉迷于AI工具。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人们需要花时间去写作和阅读，而不是整天盯着屏幕。”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他对基础学习和深度思考的重视，即使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传统能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