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惊天魔盗团”7分钟速通卢浮宫的壮举时，另一场精心策划的“夺宝奇兵”式行动却鲜为人知。
从2022年4月到2023年11月，欧洲十多家图书馆接连发生珍贵俄语古籍失窃案件，数量高达170册，总价值约260万美元。这些被盗书籍多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其中普希金的作品成为犯罪分子最为青睐的目标，此外，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的著作也位列其中。
普希金的初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曾在2019年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6.7万英镑（约合414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面对接连不断的失窃事件，欧洲刑警组织发起了代号为“普希金行动”的跨国调查，一场围绕金钱、政治与高超伪造技艺展开的俄罗斯文学珍品盗窃案由此逐渐浮出水面。对于调查人员而言，这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规模最大的系列图书盗窃案。
大约三年前，欧洲图书馆界开始流传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有人正在利用高仿的伪本，在欧洲各大图书馆悄然替换掉数百年前的珍贵典籍。起初，这可能被视为耸人听闻的谣言，但很快便有确凿证据证实了这一猜测。
一名在拉脱维亚塔林图书馆借阅普希金珍本的读者，偶然发现书皮下的俄文页面竟然全部被德文印刷的虚假内容所取代，遂向警方报案。警方最初以为是一起孤立事件，但在比对欧洲数据库时，意外发现伪本上残留的DNA与此前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图书馆的八珍本失踪案吻合，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庞大犯罪网络。
经过缜密侦办，警方于2022年11月逮捕了一名48岁的格鲁吉亚籍男子Beqa Tsirekidze。据调查，他是一个至少由十人组成的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其中包括他的儿子Mate和儿媳妇Ana Gogoladze。
据报道，Beqa Tsirekidze的儿子Mate和儿媳妇Ana Gogoladze采用了一种颇具黑色幽默的作案手法。在其父亲被捕期间，两人在华沙图书馆实施了盗窃。监控画面显示，他们声称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民主议题，借阅了8本珍贵古籍。随后，两人坐在靠后的位置，对这些珍本进行拍照和测量，并仔细观察。完成“考察”后，两人以抽烟为由暂时离开座位。当管理员前来检查时，却发现他们借阅的8本珍本中有5本已不翼而飞，其中包括普希金的《强盗兄弟》。该案案发后，华沙图书馆清点发现，共有近80本珍稀书籍失窃，总价值估计高达60万美元。
这对伪造者如今已落网，他们涉案的总价值曾高达10万美元。
与Beqa Tsirekidze团队相比，他们49岁的同乡兼同行Mikheil Zamtaradze的作案手法则显得更为高明和老练。2023年，他在布鲁塞尔机场被捕时，警方在其随身行李中发现了大量令人震惊的物品。他随身携带的17本“珍贵俄语书籍”，其中有11本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过的伪本。此外，他还携带了大量模仿名家风格的藏书票，这却是珍贵古籍上常见的特征。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还持有据称是化名伪造的比利时护照，以及数量惊人的各类图书馆借阅卡。
Mikheil Zamtaradze。
根据警方调查，Mikheil Zamtaradze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图书馆成功窃取了17本俄语珍贵书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方也发现，该男子在短短半年内频繁到访达40次，期间他借阅过的9本珍贵书籍已被他替换成了伪本。据图书馆员称，Mikheil Zamtaradze制作伪本的技术极为娴熟，所使用的纸张老化痕迹自然，甚至连图书馆的藏书章也盖在了极其精准的位置。他所制作的伪本，其逼真程度已经达到了只有资深珍本专家才能鉴别的地步。
华沙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展示了被“狸猫换太子”的1822年普希金伪本《高加索的俘虏：故事》。
然而，英裔历史学者Nick Wilding并不认同对造假水平的过高评价。这位学者在鉴定印刷品方面颇有造诣，曾因揭露意大利图书馆员伪造伽利略著作《星际信使》而闻名国际。他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19世纪普希金和果戈里作品的伪造影印本或许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但仔细辨别之下，必定会露出破绽。他指出，格鲁吉亚犯罪团伙的造假手法尚显稚嫩，例如书页泛黄，但扉页却异常崭新，这种明显的不协调感如同明晃晃的“马脚”。
“我认为他们制作的这些东西简直是对‘伪造’这个词的侮辱，相当业余……要知道，上次伽利略那个伪本，造假者可是花了一年的时间，亲自制作纸张，并用硫磺蒸汽低温做旧。”他评价道。
Nick Wilding声名鹊起的那次鉴定中，伽利略《星际信使》伪本最明显的错误在于：左侧为初版，月球图像是以黑色蚀刻版印制；而右侧的伪本则使用了棕色水彩绘制。
在这次涉及珍本系列盗窃案的调查中，“格鲁吉亚”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个坐落于高加索山脉的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中承载着神圣的象征意义。在《旧约》中，它被认为是诺亚方舟停靠的地点之一，象征着新生与救赎。然而，在现实层面，格鲁吉亚自19世纪以来，其最为显著的标签或许便是“犯罪”。
自19世纪俄罗斯帝国逐步控制整个高加索地区后，格鲁吉亚的王室被废黜，帝国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失去了原有的贸易路线和资源。在贫困与压迫之下，格鲁吉亚人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反抗着统治他们的地方势力，这种抵抗形式被认为是当代格鲁吉亚有组织犯罪的雏形。在任何一个不公正的统治之下，反抗政权的盗匪往往会被民众崇拜，格鲁吉亚也不例外。在19世纪，成为一名盗匪对于格鲁吉亚人而言，是一种光荣的象征。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活跃在19世纪初的盗匪Arsena Odzelashvili。他专门袭击警察和地主以夺取财物，在现代人看来是典型的恐怖分子行为，但在当时却被当地民众视为侠盗，甚至被奉为圣徒，并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安放在圣城姆茨赫塔。
这种“盗贼文化”在苏联时期得以延续，甚至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2007年出版的《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Georgian organized crime》一书的数据，苏联时期，格鲁吉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但“律贼”（Vory v Zakone，意为“法律中的盗贼”，是俄罗斯犯罪文化中的统治者，可理解为“教父”）的数量却占到了全苏联的33%。
国际学者们发现，格鲁吉亚发达的地下犯罪网络，使得走私和地下交易遍布整个苏联。这使得格鲁吉亚人在苏联时期拥有相对不错的生活，甚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政治施加影响，同时也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时至今日，格鲁吉亚的犯罪活动正日益对西欧施加影响。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高加索期刊》在2025年3月采访了格鲁吉亚战略分析中心有组织犯罪与执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Dr. Lasha BREGVADZE。他表示：“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犯罪网络将目光投向了西欧。其独特而紧密的组织方式给西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贫困使得扎根西欧的帮派能够从格鲁吉亚招募新鲜血液……从目前的比例来看，全球‘律贼’群体中，超过60%是格鲁吉亚公民……在这个复杂的时代，这种犯罪亚文化更有可能成为混合战争的武器。”
如果说格鲁吉亚的犯罪团伙在这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偷书活动中充当了“武器”，那么谁又是“使用者”呢？答案指向了俄罗斯的买家。
2025年6月，因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图书馆盗窃17本书的Mikheil Zamtaradze在庭审时声称，他之所以进行盗窃，是受一名俄罗斯男子的委托。他认为此人是莫斯科一家拍卖行的高层，对方不仅给他寄送了12本用于替换的伪造书籍，还支付了高达3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作为报酬。
公开信息也证实了盗窃行为与俄罗斯买家之间的联系。消息显示，华沙大学图书馆失窃的珍本中，至少有4本在2022年底至2023年间，通过莫斯科的LitFund拍卖行被出售。
LitFund拍卖行公布的图片，上面有清晰的波兰国家图书馆藏章，但该图片现已下架。
俄语珍本在世界收藏品市场上的比例相对较小，国际收藏家的兴趣也相对有限。然而，近年来，俄罗斯人对这些代表着俄罗斯精神内核的珍本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根据驻巴黎的俄罗斯艺术专家Ekaterina Nikolaeva-Tendil的分析，这个黑暗市场的崛起很可能与俄乌冲突有关。她认为，国际制裁涉及方方面面，俄罗斯富有的收藏家也因此陷入了一种“有钱无处可花”的困境。
多家媒体和部分调查人员认为，如此大规模地针对俄语珍本进行盗窃，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更宏大的幕后阴谋。
目前，欧洲刑警组织的“普希金行动”尚未结束，案件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考虑到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希望俄罗斯官方能够协助调查和归还被盗物品，无疑显得遥遥无期。
这是一个交织着国际制裁、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疏于防护的图书馆以及狡猾的组织犯罪的故事。然而，这场“夺宝”行动的解决方案，远非几个简单的词语堆砌就能概括。
唯一能够促成改变的，或许是Tsirekidze被捕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句话：“半公斤黄金价值6万美元，有22名武装人员守卫。而两本价值6万美元的书，却只有一位年迈的女士看管，甚至连监控都没有。”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文物保护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